人常说“乐极生悲”，就在我骄傲地出席了学《毛著》积极分子会议后不久，小康的姐姐突然来杨郎。大康此番来不是探亲，而是专程告诉我一个足以把我打趴下的消息，我的父亲被“群专”了！

我的女儿可能不懂得“群专”是个什么概念，我有必要解释一下：“群专”就是“群众专政”的简称。它是“无产阶级专政”的补充手段，是“无产阶级专政”的向外延伸使用。具体说，“群专”，就是将一些已经明朗化了的“敌人”或者是还没有明朗化的“准敌人”，由本单位的群众将其“专政”起来，即在专门的地点看押起来，并强制劳动，强制交代罪行。被“群专”的人大多要被抄家，本人还要戴上标志性的白袖圈，袖圈上面一般写明你的罪名，比如“三反分子”，“阶级异己分子”，“特务分子”，“走资派”等等。群专的时间可长可短，且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。这种专政可以随时实施，但却不能轻易地解除。

文革向纵深发展后，随着“一打三反”和“清理阶级队伍”等运动的展开，每个单位都有被“群专”的“敌人”或者“准敌人”。所以那时大街上便常看见一些“红袖圈”押送着“白袖圈”去劳动或是去批斗，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街头景观，不幸的是，现在我家也有人要进入到这种画面中了……

大康告诉我消息的当天我就吃不下饭了，夜里又在焦急不安中辗转反侧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大康便陪我回县城去。倒霉的是我们俩没有搭上共公车，我和大康当即决定执行“预案”，即开动“11号车”往固原城进发。

那个时代，“家庭出身不好”是一个人最致命的软肋。大康的父亲原本就是定制好的“敌人”，她长期以来就处在耽惊受怕中；我的父亲是新揪出来的“敌人”，从此我也就进入到耽惊受怕中了。从杨郎到县城是三十公里的路程，心情沮丧而沉重的，并且各怀心事的我俩，拖着疲惫的双腿直走到傍晚，广播响了，我们才走到城墙根下，心烦意乱而又昏昏沉沉的我，全然忘记自己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。

进城后我犹豫了几秒钟，不知道该先去看父亲，还是先回去看可怜的不知道有没有饭吃的弟妹们。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先看父亲，因为我想早一点弄明白他的案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。

我又耽心去了见不到父亲，所以就在心里预设了多种见父亲的理由，以便看押人员拒绝时，好以理相争。我想，如果看押人员不允许我进去，我首先会强调说，我会以女儿的身份动员他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，这对运动的进展是有积极作用的；如果看押人员监视我们的会面，我就假装严肃地动员父亲交代问题，然后找机会探问案情；如果看押人员离去，我就单刀直入探问我所想知道的一切……

没想到我预先设想的情形都没有出现，见父亲竟然出奇的顺利。

那天待我找到父亲单位的后院中时，出来一个大个子年轻人，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服，似乎是个复转军人。他并不怎么严厉也并不怎么温和地问我找谁，我报上父亲的姓名，他也不问我姓甚名谁，与被看望人属何种关系？只用他的下巴朝南边的一间屋子示意了一下，朝我挥了挥手，就又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了。我朝着他指的房子走过去，记得那是一间坐南朝北的不大的房间，似乎开门就能看见一张单人床。我父亲正默默地，面无表情地坐在床边（但几十年后与大妹交谈这事时，大妹坚持说她只记得父亲是住在一个大厅的角落里，那大厅里横拴着几根细铁丝，铁丝上挂满了大字报）。

设想了各种各样的见面情形，比如放声大哭，比如急切询问，比如假装劝降等等，但此时一种也没有实现，我们父女俩竟然相对无语。他也不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到家中看了没有，也不问我的几个弟妹情况如何；我也不问他可好，需要什么东西吗，也没有问他的案情种种。

就那样：他坐着，我站着……我站着，他坐着……

过了一会儿，我终于打破冷场对父亲说：“你要真做了那些事情，就趁早如实交代吧，争取宽大处理。”

父亲突然愤怒然而又很坚定地说：“那都是胡说！是没有的事！”又过了会儿，父亲语调低沉地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？”说这话时，父亲的神情很悲愤。

我望了望他，一句话都不再说就转身出来了。他也没有再说一句话。我们整个会面就只有这三句话。出了院子，我用袖口抹去满眼的泪水。但说老实话，当时我的流泪倒不是为父亲难过，因为我无法知道，父亲当年到底有没有干过坏事。我哭，是为我们兄弟姊妹几人将来的命运感到悲哀和绝望。假如父亲真像有些人分析的那样，是隐藏下来的敌人，对我们姐弟几人来说，那就是最不幸的事了。作为这个社会的“敌人”的子女，今后该咋活下去啊？

看完父亲赶回家属院时，当即感到如芒刺在身。这个家属院属于固原县服务公司，院中住着照相馆、食堂、旅社，招待所等各单位的职工家庭。那时固原饮食服务公司虽说还有若干个其他类型的“敌人”也受着批斗，但他们都是运动初期就揪出来的，已经算是人所共知的“老敌人”了，又恰好都没住在这个家属院里。那么这个环境中，我父亲就是唯一的新揪出来的“敌人”了。我想这肯定会使邻居们感到新奇，感到刺激。但他们肯定无法设想，我们身为“黑五类子女”，会是多么悲哀与绝望。

几个邻居看见了我，都默默无语地目送我进了家。我没有心思与他们打招呼，我只是急切地想知道，我的弟妹们如何了？他们能否受得了这飞来横祸的打击？

进了家门，一股凄凉直透我的心肺。我的大弟苦着脸坐在凳子上，我三妹和四妹蹲在炕沿下，见了我，大弟无声地抽泣着，三妹四妹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下哭起来。我一把拉起她俩，狠狠地命令她们：“别哭了！”我知道我家外面不远处，肯定有爱管闲事的家庭妇女们在偷偷观察我家里的动静，我不能让她们看笑话。可是，不许弟妹们哭，又让他们干什么呢，而我又能做什么呢，想着，我自己也一把一把地抹眼泪……我们便一直这样无声地哭着，坐着，连灯也不开。

大妹后来对我哭诉说，上面群专了父亲后很快又押着他来搜查了我们的家。搜查我家那天，大妹正站在我们家属院门口。突然，她远远看见父亲被几个人押解着往我家这边走来。大妹惊恐地感觉到，这是来抄我家的，那年月，抄家的事司空见惯，因此大妹立刻便作出了这样的反应。大妹首先想到了父亲的日记本，她不知道父亲的日记本上都写了些什么，但她知道父亲有写日记的习惯，她怕日记本上万一有什么“违禁”内容，会给我家带来更大的灾祸。于是大妹自作聪明地飞快跑回家，从柜子抽屉里拿出两本日记，匆忙之中将它们塞进外屋闲置的一个火盆里，上面用一付竹篾编的旧蒸笼盖住。

前来查抄的几个人似乎目的很明确，进门就翻我家那老式柜子，但翻遍了柜子上的两个抽屉和一大一小两个门斗，都没有找到什么，他们便面露凶相。父亲很紧张很惶恐，也很困惑和焦虑。见此情景，大妹吓坏了，就说出了自己藏日记本的地方。日记本被找出来了，父亲突然转过身来，异常暴怒地盯着大妹，将一腔怨气迁怒于那帮了倒忙的女儿身上……

呜呼！那是怎样的一个革命年代啊？

可怜的大妹，她不知道这样藏匿是没有任何作用的，父亲肯定早已经交代了存有两本日记的事，正是这个原因，他们才押解父亲回来搜查。

然而，几十年后，父亲的说法与大妹对我的哭诉有很大的出入。父亲说是他自己从抽屉里取出三本日记的，并不像大妹所说的还有藏在门外火盆中的一个插曲。不管怎样吧，抄走日记本身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据说同院那个高度近视的王阿姨，那个十几年不备蒸笼，半辈子靠借我家烝笼过日子的女人，居然在搜查的人带着我父亲走后，还留在我家里当看客。她对我的弟妹们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，却将散乱地丢弃在柜子上的，没有拿走的每一页纸，都拿到眼前看着。纸与眼睛的距离之近，让人难以相信。她就那样仔细地看着，看着，不知道是不是想发现点什么。

听妹妹哭诉的这个晚上，我突然觉得有人用生动具体的方式给我解读了什么叫做世态炎凉。而从那以后，每次再见到那位高度近视的女邻居，我都有一种异样的生理反应。

第二天，我家的近邻，一个多年前的北京支宁青年居某某看见了我，就招呼我进了屋。她对我说：“你爹在批斗会上态度太强硬了，人家要他低头，他不低，人家将他的头按下去，他又抬起来，这样强硬的态度会使自己吃亏的。”

听到她这样说，我感到父亲可能是被冤枉的，否则他不会这样强硬。

接着，居某某安慰我说：“小朱：你不要担心，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。”

听了这话我略一宽心，谁知道她下面却说：“考虑到没有人养活你们几个孩子，我想组织上是不会把你父亲判死刑的……”

死刑！死刑！难道已经在考虑判我父亲死刑了……我的眼前出现了刑场，那是我小时偷偷跑去看过的……我好像看见了我们几个弟妹在刑场上哭哭啼啼……

这位姓居的邻居曾抱怨“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条裤腿”，反右运动中便被批斗得死去活来。按说她也是蒙过冤挨过整的人，怎么说话这么戳人的心？我真不知道她是为了宽慰我，还是为了刺激我？

后来我很快返回杨郎了，留下弟妹们经受着更多的恐怖和痛苦。大妹说，有一天，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，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几个白萝卜，大妹刚将萝卜煮熟，大弟就赶紧舀了一碗萝卜片，不顾烫嘴地吞吃起来，看得大妹心酸，背过身子哗哗地流泪。大妹跑到父亲被群专的地方，穿过那挂在一条条铁丝上的层层叠叠的大字报，找到父亲，向父亲要钱买粮。

父亲问：“今天家里还有吃的吗？”

大妹不敢说已经一点吃的都没有了，就骗父亲说：“还有。”

父亲说：“那你明天来取钱吧，明天才能有钱。”

大妹满怀希望而去，听说第二天才能拿到钱，当下失望得腿都软了。

第二天，大妹终于要来了钱，给家里买了面粉和菜，又蒸了几个包子给父亲送去，她说总怕父亲饿死。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父亲见她拿着包子进来却非常恼怒地踢了她一脚骂道：“你老子都成了这样了，你还有心思包包子？”

大妹当即哭了，她一路哭着回来，哭一家人的可怜，哭今后的日子怎么过，更哭父亲对子女的不理解。

这件事我没有向父亲核对过，因为我不愿去触痛父亲心里的伤痛。

多年后，大妹对我重提这些往事时还泪汪汪地伤心不已。我也禁不住泪流满面，我不是哭大妹当年受到的委屈，我哭是我推想到父亲当时的心境，感到在晴天霹雳似的冤屈的打击下，在残酷的迫害下，使父亲处于愤怒和绝望之中，他的原有亲情可能都被异化了。

但在大妹心里，最可怕的还不是挨饿，更不是自己的委屈，而是怕父亲被打死。每当看见我们家属院里有女人一边咬着耳朵根，一边将目光扫着她时，她就知道，今天晚上又要批斗我父亲了。她在天黑以后，偷偷地跑到平时开批斗会的会场门外，隔着门缝偷看批斗现场。她看到那些人在用各种方法帮父亲“触及灵魂”，要父亲交待“罪行”；看到父亲欲交待却没有罪行，欲申辩又不被允许，愤怒之下只能呼喊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时'，大妹在门外哭得声嘶哽咽。

也许年轻的读者会奇怪，在那种场合，高呼“毛主席万岁！”是怎么回事呢？

那时，几乎所有蒙冤受屈被残酷斗争的人，无论你说什么，人家都怒斥你是在狡辩，是在“放毒”。在有嘴不让申辩，有理无处可讲的境况下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呼喊“毛主席万岁”。革命群众胆子再大，他也不敢怒斥你：“不许呼喊毛主席万岁!”所以呼喊毛主席万岁便成了当时一种喊冤的方式了。

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了别人的一个讲述，说是有一个人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很积极。每当被批斗的人试图辩解时，他就愤怒呵斥：“不许放狗屁！”一次，被斗的人一连几次申辩，都被他用“不许放狗屁”的怒斥给拦回去了。接下来那被斗的人就高呼“毛主席万岁！”这位积极分子听都没听，仍然习惯性地怒骂道：“不许放狗屁！”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迟了，他立刻被革命群众拳打脚踢，并且当即被勒令站在被批斗的位置上。人常用“三十年河东，四十年河西”来说明人的处境是多变的，可这个积极分子的命运却可以称得上是“一秒钟河西，两秒钟河东”了。

想起当年在火热的斗争中所感受到的人性的丑恶，我至今还会颤栗。

批斗父亲的大会常常开到深夜。大妹往往是在外边偷听一会儿，回来在家里待一会儿，心神不宁坐不住，就再跑去偷听一会儿。批斗会散场了，看到父亲没有被打死，大妹才放心地哭着回来。在那漆黑的夜里，陪伴着大妹去，又陪伴着大妹回来，担任着大妹忠实警卫的就是我们家属院的那条大黄狗。

可是，大妹虽然没有在批斗场上看到父亲被人打死，却常常在梦中看到父亲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，她常常被那一声枪声从恶梦中吓醒过来，醒过来时便心跳心悸浑身虚汗。数年后，大妹被确诊患有神经性心脏病，每遇到使人担忧的事情，她就心跳紊乱。有时她还无端的焦虑，无端的苦闷，无端的猜忌，我想，这可能与大妹幼年时经历的这些政治噩梦有关，与她幼小心灵里的那些恐怖阴影有关。

当我从大妹的哭诉中知道这些情景时，我的心都像被人一条条撕成碎片了。是的，当年弟弟妹妹们最怕的是父亲会被打死。可是几十年后，当我写到这些事情时，我不否认我非常后怕。不是怕父亲会被打死，而是怕父亲会因为受不了那凭空而来的冤屈，去“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”，这是那个年代蒙冤挨整的人最容易做的事情。如果父亲一旦激愤之下这样做了，他倒可以“一死了之”，那么他的子女又如何能“了之”呢？所以，我今天最想说的一句话是，感谢父亲当年没有“畏罪自杀”。我想，父亲的坚强一定源于他做父亲的责任。